在美国，只要有工作，一切都可以透支。一旦没有工作，这些家具马上搬走。他们说，我们美国人没有任何锁链，一切都是自由的。但是，房子、钢琴，就是我们的锁链。为了能住上房子，能用上钢琴，就只有拚命工作。

　　从克劳夫德夫妇身上，熊向晖感到美国老百姓的善良。1947年，中国许多地方受水灾，美国很多老百姓向中国灾区捐助旧衣服。在熊住过的地方，真可以说夜不闭户，牛奶送到门口，就往门外一放，没有人偷。

　　在西保大学，熊向晖读了两个学期，一个暑期班，拿到了硕士文凭。

　　但是此时，国内的王石坚已经出事，熊向晖用一个半学期的生活费坚持了一年，已经难以为继，回国的路费更没有着落。房东很善良，知道熊经济拮据，表示不要房租。但是一则熊不好意思继续住下去，二则也要筹划回国的路费，所以他在1948年夏拿到硕士学位后，便来到纽约打工。

　　谌筱华来信告知王石坚被捕

　　王石坚是1947年9月底出事的，距熊向晖出国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熊向晖先在10月初看到《纽约时报》刊登消息，说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

　　不久，谌筱华从南京来信说，西安来人告诉她，王石坚被捕。后来得知，他们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信笺全部被搜走。谌筱华担心熊向晖的安全，熊更担心她的安全。他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给他的“特殊任务”结束后，还会有这样的余波。

　　《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10月3日从合众社1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月6日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津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办法，望告。”

　　王石坚是中央社会部的情报人员。由李克农主持的中央社会部，建立和领导着不同的情报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没有横的关系，与地方党组织也不发生横的关系。其中比较大的情报系统，包括潘汉年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以及王石坚情报系统。

　　熊向晖原来是由中央单线联系，不归入任何情报系统。后来中央派王石坚到西安，专门负责联系熊，也联系陈忠经、申健等。王石坚本人也在西安发展了一些新的关系，逐步发展成一个情报系统。但是熊向晖除与王联系外，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熊处于胡宗南内部的核心地位，而胡宗南又是蒋介石主要用来对付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以他对于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关系重大。由于他被包括在王石坚情报系统，中央对这个情报系统自然非常重视。

　　熊向晖是由周恩来、董必武直接派到胡宗南身边的。他的任务，也是周恩来、董必武亲自交代的，由他根据形势的发展，“独立决定问题”。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熊向晖集中精力抓战略情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他而言，王石坚只是起一个居中联络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尽管王是社会部在西安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但是他指挥不了熊向晖。他想要熊做的一些事，如偷密码本等，往往不符合中央的方针，因而熊不能执行。说到底，做情报工作，还是周恩来经验丰富。他知道一般的情报，可以叫别人做，不需要由熊向晖来做。熊向晖能在胡宗南身边隐藏10年而不被发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建立奇功，除他本人的大智大勇外，应当归因于周恩来、董必武交代的工作方针正确而合乎实际。要是事事都听王石坚的，情况会怎么样，就很难说。熊的个人安危还在其次，关键是后来的很多重要情报，很可能就搞不到手，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也就无法落实。

　　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在中共情报工作历史上，是许多年未曾发生过的一起惊天大案，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5部地下电台，中共情报工作人员44人被捕，牵连被捕人员达123人。

　　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原因很多。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系统发展得过于庞大，横向交叉的联系过多，违背了情报保卫工作的常识。

　　陈布雷女婿被捕让周恩来意外

　　王石坚系统的破坏，还连累到系统以外的同志。

　　在特务逮捕李政宣等人的当天夜里，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陈琏夫妇也随即被捕。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是陈琏的丈夫、陈布雷的女婿。他们两个人的被捕令周恩来大为意外。

　　为什么？因为这次特务破坏的王石坚系统，属于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北方情报系统；而袁永熙、陈琏夫妇属于学运系统，受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与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系统并没有横向联系，王石坚事件本不应该牵涉到学运系统的袁永熙、陈琏夫妇。

　　所以周恩来对王石坚事件牵涉到袁永熙、陈琏夫妇感到意外。为防万一，周恩来指示上海局的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通知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因为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才知道袁永熙、陈琏夫妇被捕，是带有偶然性的。

　　虽然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与王石坚案件无关，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说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的。许多资料也都以讹传讹，把袁永熙、陈琏夫妇被捕案说成王石坚案件，混为一谈。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回事。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提到：王石坚事件发生前后，中央机关刚刚转移到陕北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周恩来刚到神泉堡几天，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2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余心清，同时通知戴镜元、李质中、罗青长和我迅速赶到神泉堡去开机要工作会议。”

　　童小鹏说，“9月30日，周恩来、任弼时召集我们开机要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

　　童小鹏说，会议前后开了20多天，取得了完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