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涨工资应向一线岗位倾斜，切实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刚刚结束的省政府第20次全体会议上，省长王金山表示，为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今后我省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面对着物价的飞涨和企业制造成本的不断增长，“加工资，企业死；不加工资，员工走”矛盾日益凸显。作为企业、作为员工，我们究竟何去何从？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社会学家、企业界领导、人力资源专家和普通的一线工人，与他们一起为当前高CPI下的企业工资问题出谋划策。                                                                                                      李凯强  记者 周平/文  倪路/图

　　高CPI引发的“涨薪说”

　　主持人：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前三个季度的全国居民消费指数(CPI)累计达到4.1%，这看起来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对这个数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汪登厚：物价上涨啊，今年猪肉、食品价格连续上涨，第三季度以后又开始放缓，到年底前基本应该保持平缓。但如果比起改革开放之初通货膨胀时期，这个数字还不算太高，当初物价上涨很快的时候，是十几。我觉得目前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对于高CPI下的企业员工工资问题，我想这里面有结构性问题：有的行业涨得快，有的行业涨得慢，有些地区涨得快，有些地区涨得慢，这是问题的根本。现在情况是，大部分人工资没增长，少部分人工资涨得快一些，收入差异过大。这也是工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 

　　王开玉：也许可以接受，但这种物价上涨的感受很直观，比如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吃铺，半年前一个肉包子卖一块，那时就觉得贵，但半年后变一块二了。但与此相对比的，是这些年来大家对自己收入增长的感觉没这么明显。这几年就全省收入的水平来说，它跟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是同步的，应该还高一些。为什么这个增长老百姓没有感觉，好像自己收入没增加，反而下降了，因为这个收入增长的统计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有的人涨得多，有的人涨得少。 

　　主持人：不考虑这种个人能力、资本的积累，就收入分配而言，目前来看，这种地区间差距、行业间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一线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正常的。 

　　王开玉：这个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比较慢，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不很正常的。这里面还有个更基础的问题，就是权利的不平等，就是说不同的人群，在我们这个体制的架构里面，你获得尊重和保障的权利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程度。比如像我省的很多民营企业，十几年来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吸引外来投资，而相对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也成为招商引资的一个“卖点”。

　　主持人：陈芳，你作为一线工人的代表，在物价飞速增长的背景下，你觉得你的工资和你的劳动、当前的物价匹配吗？

　　陈芳：首先，我想让大家看看我前个月的工资条：应发工资1016元，扣除公积金156元、保险金80.08元，实发工资779.92元。大家可以想想，不到800元一个月的工资，在这个高物价的背景下，我们还能留下多少。在我们厂，类似我这样的工人仅我们单位就有1000多。假如我说工资高，那肯定是自欺欺人，在我看来我们的工资应该与物价一起有所调整，要不我们一线工人的权利就无法保证。

　　主持人：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的领导，张部长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小林：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双重的角色：首先我是一个企业的一名普通员工，同时我又是这个企业工资制度的制定者。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成长性企业来说，加工资和企业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就拿美菱来说吧，从2005年与长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以来，在业务上每年都以40%的速度在增长，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职工的工资增幅也在16%以上。在我看来，企业的发展必须与员工工资增长速度相匹配，在制定工资标准时，也是考虑了综合的人力资源成本。

　　主持人：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张小林：人力资源成本一个最宽泛的概念，就是收入的概念，包括人力资本投入，都算在里面。比如我们每年招的高校毕业生，对企业来讲，他们入职之初是不具有我们需要的能力的，我们安排这些新成员跟有经验的职员合作，经过几年的培训，给他们追加投资，他们就有摇身一变的感觉。现在个人报酬也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有形的包括工资、基本的福利待遇，无形的包括我在你这个单位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发展，职业生涯有什么前途，他也要看看你这一点。

　　主持人：比如说我要是觉得我的工资少，要去跟老板谈我的工资，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会脸红，觉得像从他兜里掏钱一样。我想问一下，员工工资多少是谁来决定的？ 

　　汪登厚：改革多年以后就有很多变化，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工资是根据市场来定的。国有企业的工资是国家来决定的，企业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其他很多企业都是业主自己定的，根据企业主体，也要根据市场来定。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跟老板谈工资最好的时间就是年底。一般到年底都会有绩效评估。绩效评估产生连带的结果，有些人最关心的是工资，有些人是关心职业生涯的晋升。就这两方面，抓住这个时机来谈，让老板给那些有能力而又被忽略的人加薪。

　　硬性提高工人工资是“劫资济劳”

　　主持人：在物价飞速上涨的同时，企业的制造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石油在涨价、铜在涨价……可以说涉及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在增长。于是社会上产生了下面的说法：加工资，企业死；不加工资，员工走！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登厚：我想这样的说法是片面的，也是缺乏依据的。对于一个求职者来说，他选择一个企业首先看的并不完全是工资的多少。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否拥有一个适合自己展示才华的舞台，将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因素。譬如在白马，我们的工资就是根据岗位、工龄、绩效等各方面因素来制定的。

　　张小林：2006年，美菱刚刚与长虹合作不久，我们处于“在生存中求发展”的时期，这一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企业的生存，而这个时候，员工的工资涨幅就相对较小；相比之下，2007年我们处于“发展壮大期”，在这一年企业利润大幅增长，我们的员工工作和福利也得到了大幅的提高。事实再次说明“加工资，企业死；不加工资，员工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主持人：那么，究竟哪一个群体最迫切需要涨工资？

　　王开玉：一线工人，就像陈芳这样的一线工人，他们受到物价上涨影响最大，也是最需要上涨工资。作为社会分配的一种体现，工资的高低应该由市场调节，不应由政府等非市场因素干预。政府应该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政府应该把更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教育上，提高劳动者水平，让他们有能力创造更高的效益，从而拿到更高的工资，政府不应该通过硬性提高工人工资而“劫资济劳”！ 

　　主持人：那么当企业员工因为工资问题和企业发生纠纷时，有没有法律的途径可以解决？新劳动合同法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丁有勇：如果劳动者同用人单位就工资数额发生纠纷，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当协商不成功时，可以选择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求助工会维权，对于违规严重的企业，劳动者可向县级以上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