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黄仕忠：枕边所读，通常是朋友们新出的书，相对轻松一些的文字，例如荣新江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刘跃进的《从师记》，以及《沈津书话》一类。

记者：您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经历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黄仕忠：我对小说的阅读，大约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难字认半边，不会就瞎猜；半懂不懂之间，用想象来发挥。初中以后，与哥哥、姐姐抢看“过路书”（一天或一晚就要还），一眼扫过去，把几个词或点串起来，在脑海中构成画面。这让我无意中练就了快速阅读的能力，扫一眼就能抓住要点。这是第一阶段：乱读，遇到什么读什么。之后的阅读，主要与求学、工作经历相契合。大学时，我才开始有系统地阅读。一二年级，主要补读中外文学名著，虽是补读，却有理论指导，也有系统，有一种“后发优势”。三四年级时，扩展视野，读中外历史、哲学、思想史以及心理学之类，无师自通地走向了“通识教育”。硕士生时，有了明确的专业范围，却并不是只为毕业论文而读，重点在打好基础。先是用多种注本通读《诗经》《楚辞》《老子》《四书》等，还通读了“前四史”等；又细读丹纳《艺术哲学》、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以及新译的西方文学理论，做理论方法上的储备，然后再回转来通读中国古代戏曲文献。到博士阶段，专业目标明确，主要阅读的都是与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但我并未只限于毕业论文所用，而是读了许多相关领域的书。因为我是把毕业论文当作一份作业来做的：是结业汇报，而不是全部内容。所以，我在青少年时代无书可读，上大学后，读书开始注意系统性，摒除功利性，并以理性为指引，从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基础知识，我以为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记者：《进学记》中回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校教学生活，能概括谈谈您那一时期的阅读吗？

黄仕忠：一个学子的阅读，通常是与思想学术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在“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文学理论著述被译介引进，学者作了各种探索与尝试；九十年代则是“韬光养晦”，大家都在思考如何融通中外而走出有自己特点的道路。同时，我们这一代人十分关注现实中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我个人的阅读与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时代思潮、学术探索与现实关怀相交融的结合体。我的博士论文是《负心婚变母题研究》（通过答辩后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婚变”现象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在文学中的表现却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看到文学和社会学、婚姻史、妇女生活史及道德变迁史的内容，我从《诗经》一直说到现当代，包括鲁迅的《伤逝》，邓友梅《在悬崖上》，沈西蒙《霓虹灯下的哨兵》，谌容的《懒得离婚》，用这条线串起数百种不同时代与此相关的书籍。话题背后，隐含着那个时代对高考青年和返城知青的婚恋问题的思考与认知，也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的一种探索。同时，我搜集了《琵琶记》的几十种明刻本来做比勘研究，进而对其产生及明清以来的流传与评价有了新的见解，撰成了《琵琶记研究》（1996），受到好评。因为我的阅读与思考，是将对一个具体作品的深入体察，与中外文学理论结合起来，所涉及的内容，比泛泛而论“阐释学”与“接受美学”，要丰富、复杂得多。整体而言，我的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阅读与思考紧密结合着的时期。

记者：您受哪些名师影响比较大？如今的高校师生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对学生在阅读方面会有哪些方面的要求？

黄仕忠：在大学时，吴熊和、蔡义江等老师授课，给我影响较大。在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硕士导师徐朔方先生。他不仅带我走上学术之路，让我知道什么是真学问，还以身为教，启示我学术的规范与境界。王季思先生让我拓展了视野和胸襟，印证了徐先生身上所体现的学术与人生的关联；黄天骥老师则让我懂得如何面对现实。人生是个缘分。徐先生因为要给79级开“史汉研究”课，让我通读两书。我通读后，再听先生的讲授，每每有甫经点拨便豁然开悟之感。徐师说班固对前史有修订而旨向不同，比勘可见差异，我就比勘两书相重部分。这让我尝到在文本比勘中思考的乐趣。当年老师不是每周开课的，有的甚至不专门开课，平常只是聊天漫谈，讲得不多，却涉猎甚广，且多是“直指本来”，实是身教为主。而学生都有主动性，所谓片言只语，能反复体悟，举一反三，然后根据思考，自己做出安排；对老师的要求，则不折不扣地执行。读了，做了，便有心得，就写成文章，然后投去发表。因为路子走对了，所以并没觉得写论文发论文有多难。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规范化”，每周有几门课（有学分要求，且有督导监察），像是在上大五、大六，满堂灌输。学生习惯等待指令，而真的获得指令时，又觉得不能保准一定有收获，往往犹豫彷徨。其实，只要听从老师的指令去读书做事，大多会走得比较顺。所以，无论当年还是如今，师生之间都有一个相互适应和磨合的过程。但关键是学生要主动适应导师，而不要总指望导师来将就自己。至于如何读书，这与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紧密相关。年轻学者不要盲目模仿前辈，而应寻找自己的坐标，体察哪些必须精读，哪些可以泛读，哪些只需检索一下。如果投机取巧，只用检索代替阅读，将来必受反噬。此外，可留意做一些“反向阅读”。做理论研究的人，至少要对一位作家及作品有深入的研究，达到写出专题论文的程度；做文献实证的人，一定要啃一些理论著作，要把理论与本人对个案的体悟融为一体，在实证背后蕴含理论的底色。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读书不能停留在“舒适区”，有时候得“硬读”。能具体谈谈吗？

黄仕忠：每当进入一个新领域，语词概念皆新，知识背景不明，阅读的体验都不会太好，所以需要“硬读”。例如我上大学前读的几乎是中国小说，习惯以情节为主；上大学后读19世纪的欧洲小说，情节简单，作大段停顿描写，味同嚼蜡，但这是必读书，就得硬着头皮啃，一页页地翻，读到十本、二十本之后，渐渐品出味道，此后就慢慢能沉浸其中，把握作者的文心，仿佛跟着穿越到另一个奇特的世界。研究生时读的元杂剧文本，大多构想“幼稚”，语言夸张，套路重复，但这是我入门的必经之路，所以不仅要硬读，还要“硬想”“硬写”。读得多了，才能进得去，知道哪些是作者所接受的当时的套路，哪些是作者自己的创新。而且因为作者的身份不同，个性有别，所以剧作面貌都不相同，各自在竞赛般地展示才华，我则仿佛看见元剧本身的内在演进脉络。所以我脑海中的元曲是活的、动态的，我能体察到作家的情绪起伏，而不是现代概念理论的逻辑组合。

记者：您在日本访书时，每天像打仗一般往返于东京各大图书馆。能谈谈您那一时期的阅读吗？

黄仕忠：我以往看到过日本学者为中国文献（包括中国和海外所藏）编制的各类专题目录。在新世纪初，我以中国学者身份，为日本所藏中国戏曲编制目录，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先调查了日本各馆的汉籍目录，将有关曲籍录入文档；再按图索骥，以目验为据，细加著录。因为数量很大，不断有新的馆藏发现，有些单位要事先联系，预约时间，所以日程安排得很满。而且我住在东京西南部偏远的地方，从那里到东京大学图书馆要转乘多次，最快也得两个小时。好在某些馆我有入馆证，或可进一些文库。如此一来，我能看到的书就不限于戏曲了。中国古人在不易看到原书时，会通过读目录来掌握基础知识，我则在现场观察实物来作积累。

记者：您的阅读方法或习惯是怎样的？

黄仕忠：从阅读本身来说，读小说，我像是能直接将文字转换为画面、声音，并且看见作者的想法，听到他的呼吸声。读论文，便是先看见作者的思维与逻辑，论说的前提。这个过程仿佛是在听一首流淌的乐曲，那些凑泊的衔接、躲在文后的狡狯或假装的自信，就会在旋律中留下不谐的噪点，一音不协，便令我在心绪上生出阻滞。有些文章，看过前面几句，就知道不值得读下去了。这让我想起《聊斋·司文郎》，瞽僧让人烧文章，嗅烟气，便知文章高下。恶文章，一闻就咳嗽不止：“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好的论文，其旋律自然流畅，读者心顺音转，曲完音止，仿佛本应如此。优秀的著述，则是每每在你以为该是如此的时候，偏从出乎你意料的地方转了过去，令人脑洞大开，钦佩不已。

记者：电子阅读越来越普遍，您自己的阅读会发生改变吗？

黄仕忠：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改变。短文大多在手机上看了，论文主要在电脑上读了，著作、资料主要用来检索。精读的纸本书范围在缩小，但总阅读量变大了。因为手机让我们把每一分钟都用了起来——直到眼睛无法承受。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