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 莫欣

的时候，我曾对她有着如同母子的感情依赖，父母都去上班了，我就与她在一起，晚上睡在一张床上。在她的面前，我没有顾忌，可以发发小脾气，也敢于耍赖。她就是曾在我家多年，陪伴我家度过一段艰难岁月的保姆周妈，她的大名叫周家兰。1954年秋，大水过后，母亲调动工作，我随她从芜湖来到合肥。那年冬天特别冷，父亲到舒城县搞整风整社。山村里有个疯男人，常常在家毒打女人，村干部就悄悄对我爸说：“莫同志，能不能做做好事，把朱家的带出去躲躲，不然真要出人命啦。”那时，我小弟快要出世，正需要人，开春后，我爸就把她带到了合肥。父母叫她周嫂，让我喊她周妈。

她长我父母七八岁，大约在30多岁，家里有三个儿子。大约是在家里受尽了折磨，到了我家倒放松了许多。她常年穿着蓝色的大襟褂子，总是憨憨的，走起路来脚步重重的，埋头干活，不多说话，显出农村妇女特有的勤快和利落。晚上，我爬上床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她总是推说不会讲。一次，拗不过我，她就讲了山里的狼大白天到人家摇窝里叼了小孩就往后山跑，等到家里人追上去，孩子已经只剩下一半身子了。吓得我在黑暗中大睁着眼晴，却听到她在那头嘤嘤地抽泣起来。第二天我妈听说后告诉我：“你下次可不要缠着讲故事惹她伤心了，那个被狼叨去的孩子就是她的女儿。”

1955年春，我母亲在妇幼保健院生了我小弟，全靠周妈服侍做月子。上班后喂奶，从南门口的机关走到安庆路一个同事家，周妈从我们家住的县桥（今阜阳路）附近把小弟抱过去，每天上午下午各送一趟，每次来回都是几里路。母亲回忆，有一次走到安庆路口，天骤然阴了下来，自己赶紧小跑，雷阵雨却哗哗地倒了下来，心里焦急，这下坏了，孩子该淋雨了。正在这时，周妈抱着小弟气喘吁吁，头发上滴着水也从雨幕中冲进来了，小弟被她紧紧抱在怀里，外面严严地裹着她的外衣，一点也没淋到雨。过了两年，我大弟弟和妹妹也从芜湖过来了，父母工作都很忙，晚上也要去机关开会、学习，整个家就交给周妈，一家六口人的吃穿烧煮，都是她操持，那时就叫我帮她记账，买一根葱或是一盒火柴，她都让我给记上。

她待我们亲如家人，那年，父亲肺上发现病灶，医生怀疑是肺结核，嘱咐要加强营养，周妈就每天单独给他煎一个荷包蛋。他看着我们几个孩子，不忍下咽，她和我母亲就狠命劝他。周妈还把我叫到一边，要我们兄弟做懂事的孩子。她掛念自己孩子，熬不住了偶尔也回舒城探一次家，回来总带些山里小毛栗或酸枣。常常一个人坐着不言不语，有时还偷偷拭泪。爸妈了解她的心思，就支持她把二儿子纯安带到身边来上小学，比我低一年级。周妈及纯安的户口也迁到合肥来了，那时，我们家的户口簿上达到空前的八个人。每天早晨，凡上学的小孩，都是给六分钱买早点，大家在一起如同亲兄弟。

我考上初中后的第二年，纯安考上了轻工学校，正准备开学报到时，周妈的大儿子来肥，说纯安的爸爸疯病发作，掉到河里淹死了，他们母子一起回去办丧事。等到周妈回来时，纯安就留在家里了。据说，一是家里走不开，二是农村开始搞责任田，村子里在外面的年轻人都赶回去了，他也就留了下来。之后周妈没过多长时间也返乡，母子的户口都转了回去。后来听说他们家的责任田获得丰收，家里的状况才一天天好了起来。多年以来，我心里总存有这份情愫，念想着周妈家后来过得怎样？她老人家身体好吗？爸妈说写过信却没有回音。

后来，听说周妈也一直挂念着我们，六十年代末，当我和大弟插队后，父母带领弟妹也下放到江南时，周妈曾让纯安到合肥找过我们，看到的是人去楼空，写信都不知往哪里寄。我多年总牢牢记着她家的地址。

四十多年后，一个丁亥年的国庆期间，我和周妈一手带大的小弟一起，陪着母亲驱车找到舒城的山窝窝里，终于在当地多个叫纯安的人中，找到了周妈的儿子。门前有一棵大柿树，挂满了小灯笼一样的红柿。纯安也已60多岁了，看到我妈找到山里来，他竟哭了起来：“想不到这辈子还能见到胡妈。”他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是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多年积劳成疾，严重的肺气肿使他显得格外苍老，背都伸不直，走起路就喘，和老伴带个孙子守在家里过日子，儿子媳妇在苏州那边打工。我算算，周妈应该有80多岁了，就急切地问他：“怎么没见周妈？她现在跟谁过？”他抬手指指对面的山上：“我妈一个人在山上过，早两年就已经过世了。”我虽然早有预感，但乍一得到证实，还是心头猛一紧，憋得半天说不出话。

在纯安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周妈的坟前祭拜。小弟和我在墓前跪着烧纸，当鞭炮声在山谷中回响，股股青烟在山林间飘散的时候，我不禁在心里默想：当年纯安要是中专毕业留在合肥工作，老人的晚年生活是否更安逸些呢？或者我们早几年联系上，兴许还能见到她老人家。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有点像那句老话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怪只怪我们来晚了。

我的亲人，周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