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由飞机空投的330万吨当量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明日是氢弹试验成功50周年，其实在合肥，也有几百户从戈壁滩“移民”来的建设者们，他们都曾参与到“两弹”研发、试爆、保障等过程中。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者来到合肥市蜀山区三庵街道西园新村，听4位“两弹”功臣听他们讲述那些年来发生在戈壁滩的故事。

李富学 85岁 5万次实验研制出“两弹”起爆装置

“根据最高指示，你要去做非常保密的事业。”1959年3月，李富学还在四川一个军工企业工作，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指示：到当时的北京某研究所报到。

李富学研究的是火炸药专业，接收了原子弹起爆装置的任务，于是他和同事一起开始了研制核武器雷管的工作，最终这种新型的电雷管被用在原子弹和氢弹试验中，他本人也在现场亲眼观看了“两弹”爆发的全过程。

5万次实验让微秒级电雷管诞生

经过调研，李富学和同事发现，原子弹和氢弹起爆速度要快，必须用微秒级电雷管。

“找遍全国，最多只有生产秒级电雷管，唯一一家正在研发的还是毫秒级电雷管。”这让李富学很头疼，因为微秒级电雷管是“两弹”爆炸的第一个起爆点，如果电雷管造不出或者不响，原子弹就瞎火了。

“自己制造。”从此，李富学和同事踏上了艰苦的研发道路，画草图、做模型、穿导线……除了吃饭和睡觉，李富学都在埋头钻研，经常是夜里干到12点，第二天一早6点又和大家一起上班了。

每一次实验过后，李富学和同事们都要分析讨论，看看哪里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修改研究后再实验，再分析讨论，周而复始……经过一年半的时间、5万次实验，新型电雷管终于在1962年诞生了，而且从点火到爆炸控制在了微秒时间内。后来，又经过数次改良，他们研发的雷管一次比一次更精良，款型也达到了三种，这为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成功攻克了技术难关。

亲身见证“两弹”试验现场

1964年，国内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氢弹试验成功，李富学是为数不多的亲临现场的参与者。

“原子弹试验成功前几个月，我和一部分同事提前去了发射基地，做了前期各项准备，看场地、搞装配、看升降等。”李富学说，试发当天，他和同伴心里既忐忑又期待，那种百感交织的感觉真是用语言形容不了。

两年多后，李富学再次亲临氢弹试验现场，他告诉记者，每一次试爆，自己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瞎火，插雷管的人会不会有失误，“感觉七上八下，当看到成功引爆，我心里一阵狂喜，和别人一样又喊又跳。”

左文来 80岁连皮的稻谷吃下去，大家一起坚守

1959年3月，时年22岁的左文来从山东临沂到了青海金银滩，从消防队员到医疗卫生员，他从事的一直是服务行业，通俗地说，就是管职工的吃喝拉撒睡。因为工作保密，直到爆炸成功后，他才知道这是自己所在的厂造的，“太有成就感了，觉得特别有意义。”

左文来刚去时，厂还刚开建，百废待兴，第一批基建人员来这里，首先就是建厂房等基础设施，可没过多久，因为种种原因，厂里生产也处于停滞状态。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最艰苦的岁月，吃得差，住得也差。”左文来记得，他们上山打柳条用来盖土房子，每个月22斤谷子面根本就不够吃，他们自己开荒种地，种一些土豆、青稞、油菜子等。

有时候，连带皮的稻谷就这么吃下去，或者将青稞秸用碱泡几天，再用磨子磨碎，加入到谷子面里做发糕吃，真是难以下咽，“没有调动的命令，我们就一起坚守着。”

左文来还跟记者分享了自己身上的一个“笑话”，当时采石厂地上散落着许多炸药粉末，黄黄的和谷子面特别像，他扫了一些带回家，拿水冲着喝，等觉得苦得要命才发现自己搞错了。

“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真的想回去看一看。”左文来一直有个心愿，带着老伴和孩子回去那个魂牵梦萦的戈壁滩看一看，然而，他和老伴的身体都已经不能上高原，他只能在老照片和梦里回去走一走。

杜秀兰 80岁去厂里上班，连家人都不知道

杜秀兰的老家在延安，1958年她在西宁的邮电学校上学，因为视力不好，她被分到邮政班。可就在1959年毕业分配时，她听完了长长的名单，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怎么没有我啊？”杜秀兰随后找到了学校的负责人，却被告知被分到了郊区的保密厂，再三强调“国家信任”和“很重要”，“不让我跟任何人说，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所以我到厂里去上班时，连家人都不知道。”和杜秀兰一起去厂里的大概有十几个人，最终只有四五个人留下来了，杜秀兰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她从小家庭困难，所以条件艰苦对她来说还可以忍受，然而，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去的第一天就哭了，“大概是觉得受不了这么恶劣的环境吧！”

“这里将来是百货商店，这里是电影院，这里是邮局。”杜秀兰记得，当时带她参观的人指着刚打了地基的地方向她介绍时，她开始憧憬起了未来。

杜秀兰工作的地方是邮局，白天在邮局帮着厂里的人寄包裹，下班后，她还经常要背着包和零钱在厂子里转悠，为职工提供流动服务。

“因为高原气候，我的两个脸蛋变得紫红，经常在外面是被风推着走。”想起那时候的日子，杜秀兰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睡个好觉，因为自己困到走路都在打瞌睡。

杨静波 82岁随丈夫调动，过了15年分居生活

“孩子刚出生时，丈夫接到了调令，等到来接我们时，大女儿已经百天。”杨静波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丈夫是一名从事机械加工的技术工人，和自己一起在齐齐哈尔工作，但1963年的一天，丈夫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北京报到，于是，他们的两地分居生活足足过了15年。

杨静波是一名老师，大女儿的“100天”就是在去青海的火车上度过的。那时候，因为丈夫去了青海的厂里，所以她带着女儿也随着丈夫过去了。

“那是孩子第一次出远门，非常乖，一点也不闹人，从齐齐哈尔到青海，坐了两天两夜的车，中间还倒了两次车。”杨静波告诉记者。

不过，在火车上，她激动得根本睡不着，因为，听说丈夫在厂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想到一家三口今后可以朝夕相处，她心里觉得特别幸福。

“咱们的房子，我带你去看看。”一下火车，丈夫就拉着杨静波的手参观起他们的新居，虽然是平房，但杨静波已经觉得很满足，不过，那时候厂里小孩子不多，所以她被安排在青海的另一个地方当老师，和丈夫一直两地分居。直到1978年，他们一家才团圆。

□记者手记

青海原国营221厂，也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当年，无数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赶去，参与“两弹”研发和国防建设。随着厂解散，他们又分散到全国各地，过着安稳的晚年生活。如今，他们大多已年近古稀，只是提起那段历史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仍然让他们记忆犹新。

海拔3500米，每天12点后起风，沙土满天飞，6月的天气有时候还下雪，9月份又开始下雪……从这些老人的口中，当地恶劣的气候可见一斑，再遇上艰苦的生存条件，他们仍然选择了“坚守”，为“两弹”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