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汉学家马悦然说：“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10月22日《重庆商报》）

按照我的“中国式思维”理解，如果这位“山东文化干部”真的存在的话，其送礼的行为实在鲁莽又愚蠢，评选诺贝尔奖，老马一个人说了不算，18个评委大家最后投票决定，如此赤裸裸的行贿，老马也不敢要啊。何况，你就这么自信，自己的作品达到了“老马敢收礼后确保你入围”的水平吗？

这只是玩笑话，但我要严肃指出的是，老马之所以不敢收礼，除了其自身主观原因导致“拒腐能力较强”外，瑞典的反腐制度也保证了老马即便想受贿，也不敢受贿、不能受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马悦然的一席话，我们不能当成一个段子仅供茶余饭后笑谑，而应冷静反思，我们的反腐制度其实也可以借鉴“瑞典经验”，那就是：彻底的政务公开使腐败行为无法得逞，健全的监督使得公务人员人人不敢贪、不能贪，最后让“不愿贪”成为一种全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