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肥实验学校迁址包河区办学之际，省城几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了合肥实验学校创办人何炳章先生。现将本刊的访谈记录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安徽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合肥实验学校名誉校长，原合肥市教委主任、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名教育家何炳章先生

“当时就是想办一个‘特区式’、‘未来型’的整体教改实验学校”

记者：何主任，您好！您是合肥实验学校的创办人、第一任校长。24年前，您创办这样一所理念超前的学校，有着怎样的背景？

何：一句话，当时就是想办一个“特区式”、“未来型”的整体教改学校。当时，具体考虑有三：一是国家有深圳经济特区，闯出了改革的新路子；教育上为何不能有“教育特区”，探索教育的新境界？纵观当时国内的教学改革，单科单班、小改小革的比较多，我们为何不可伤点筋动点骨、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改革，创办一所“未来型”的实验学校？二是合肥作为安徽的省会，作为四大科教基地之一，教育上没有一所像样的“全方位”、“特区式”、“未来型”的实验学校，与其省会和科教基地的地位实不相称。三是合肥人、安徽人，智商一点不比经济发达和教育先进地区的教育人差，人家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作出贡献，我们为什么不能？而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真正作出这样的贡献，非进行整体教改实验不可——舍此别无他途。

“更新教育观念是我们创办合肥实验学校的难中之难”

记者：合肥实验学校在创建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您是怎样带领实验同仁克服困难的？

何：1983年，我担任合肥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时候，就想创办一所实验学校。苦于没有校舍，无法起步。1986年，组织上要我兼任合肥一中校长；1987年，在合肥一中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利用一中老教学楼（这座令人怀念的苏氏教学楼已被拆除）的四个教室，采取和合肥一中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办法，借鉴上海实验学校的经验，办起了合肥实验学校；直到1994年，几经周折，才搬到永红路4号的。

创办之初，如果用“困难重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缺经费、缺教师、缺设备、缺教材、缺经验，是肯定的。为解决这“五缺”，我们几乎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殊不知，我们遇到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与“缺乏科学的教育观念”相比，这“五缺”还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呢！或者说，更新教育观念是我们的难中之难！

你想想，一些普通学校用12年尚且完成不了12年的教学任务，我们偏偏要用9年完成12年的教育教学任务；一些普通学校加班加点，学生负担很重，效果尚不理想，我们硬是只按规定课时上课，硬是把“课堂”由教师的“讲堂”变为学生自学的“学堂”，坚持让孩子们的童年能当童年过，坚持走轻负担、高质量之路——如此等等，说明我们的实验是高起点、开创性、前沿性的实验。进行这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教育整体改革实验，如果不颠覆落后的甚至是陈腐的教育观念，如果不确立先进的科学的教育观念，就会寸步难行。如果说，为解决那“五缺”，我们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那么，为解决科学教育观念的缺乏问题，我们更是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至于我和我的实验同仁是怎样含辛茹苦、具体克服重重困难的，这里不说了，你们如有兴趣，可以翻阅《何炳章教育文选》第一卷的有关篇章。

“合肥实验学校创办和发展的历史，就是正确对待不同声音的历史”

记者：当时在一步步探索合肥实验学校办学模式的时候，肯定遇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您当时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何：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不干事；只要干事，尤其是想干难度很大的事情，总会有不同声音。因此，在创办（合肥实验学校）之前，我对不同声音，就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完全可以这样说，合肥实验学校创办和发展的历史，就是正确对待不同声音的历史。不同声音中的正确部分，我们听而采之，何乐不为？不同声音中的怀疑部分，我们听而允之，谨慎行事；不同声音中的错误部分，我们听而警之，引以为戒；不同声音中的指责部分，我们听而驳之，自走我路。因此，在我们看来，不同声音不仅不是进行实验的障碍，反而是深化实验一笔难得的财富。我们懂得“从谏如流”、“择善而从”的重要意义，所以在兼任校长期间，我一直在学着这样做。一个有胆有识的领导者，一项居于前沿的教育改革，不怕有不同声音，怕的恰恰是听不到不同声音！

岂止不同声音，我还做好了合肥实验学校被勒令停办的准备。因为据我所知，当时最高层的教育领导者中，就有人不赞成这类实验。我考虑，万一学校“被”停办，断绝了财政供给，我就去四处化缘，来维持学校生存。

由于有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思想准备，加上我们的实验既有相当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改变教育现状的强烈针对性——我们确信实验能够成功，所以，到我卸任校长时，我们的实验能够韧性坚持7年，也就不奇怪了。

“家长的‘口碑’，来自学生在校真切受益尤其是终生受益”

记者：合肥实验学校是怎样赢得家长的口碑的？

何：我以为，金碑银碑，难得的是家长口碑。家长当面说，还不能全算；家长能够背后说甚至逢人便说一所学校好，这所学校就会真的很好。只有实干在学校手上，受益在孩子身上，才有可能表达在家长口上。所以，说到底，家长的“口碑”，完全来自学生在校真切受益尤其是终生受益。否则，哪有什么家长“口碑”可言？

坦率地说，从1987年到1994年我兼任校长期间，听到家长“口碑”的并不多——这或许是实验学校学生还没有毕业、办学的累积效应还没到火候之故吧。反倒是离开合肥实验学校尤其是1998年离开市教育行政领导岗位之后，听到家长的“口碑”日渐增多。众多“口碑”归结起来，大致是两条：一是说孩子在校期间的确终生受益了；二是说孩子走向社会发展后劲的确比较大。因而，与其说合肥实验学校赢得了家长“口碑”，不如说合肥实验学校在为学生终生负责上做得比较好。

“合肥实验学校的成功，其实就是‘坚持性’的成功”

记者：你当初定的四个大“节”，现在已经形成了传统，您对此有何感想？

何：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演讲节，的确是我当初经过反复思考并和各位实验同仁充分酝酿后定下来的，而且我特别强调，既然是“节”，就应当机会均等，而不能机会倾斜；就必须人人参与、个个有份，而不能“变异”——变成少数学生展示自己的平台。

现在，这四个大“节”不但被坚持下来，形成了传统，而且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形成了大气候，我感到非常欣慰。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多说几句。据我所知，从中国到外国，很多有影响的教育实验往往因为政治的或经济的或人事的等等原因，而难以持久，成为教育史上莫大的遗憾。仅举两例：影响全球的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只存在了8年；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只存在3年。然而，“基础教育一体化、全方位、未来型”的整体改革实验，走“自育自学”根本之路的遵循规律实验，在合肥实验学校却坚持了二十四年，这本身就是一大幸事！

如果要问，中国基础教育界“缺”什么，答案肯定是多元的；但我认为缺乏“坚持性”，当毋庸置疑。花样翻新、朝令夕改、东倒西歪、弃前丢后，简直是中国基础教育界绵延不绝的一大弊病！正是有鉴于此，所以我经常用这样三句话与同仁共勉：平凡的教育岗位，只有不平凡地付出，才有可能不平凡；简单的教育问题，只有不简单地对待，才有可能不简单；一般的教育方法，只有不一般的坚持，才有可能不一般。

依我看，合肥实验学校成功、成名的原因，被誉为“安徽微观教改的制高点”的原因，或许应当首推“坚持”二字。或者说，合肥实验学校的成功，其实就是“坚持性”的成功。大家知道，我离任之后，在合肥实验学校，校长又经历了四任；在合肥市教育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又经历了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