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的档案室内。年轻的女记者林倩看完许多档案材料，问曾在温州教养院(福利院前身)工作的李阿姨：“你还记得自然灾害时那些孤儿的事吗？”李阿姨：“记不清楚，只是觉得突然来了很多孩子，到处都是哭声……”

这是导演陆建光新拍电影《血缘》中的一个片段。

影片中的女主角林倩是温州当地报社的记者，她不断帮助上世纪60年代被送到河南抚养的温州弃婴寻找亲人。而影片中的李阿姨，陆建光说，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是温州一个叫李根程的老人。

他顿了一下又说：“她也是一位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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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弃婴北上求生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2004年的一天，阳光如同往常扫过那个位于杭州左家新村的陆建光家。

那天中午，他看到一条新闻：一个温州家庭在50多年前遗弃了一个女孩，父亲临死前要儿子重新找到早年遗弃的妹妹。

故事的最后，儿子找了很多年，最终在河南找到了父亲说的那个“妹妹”，但通过DNA的比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妹，但他们仍要继续相认。

“找不到了，就不找了，这样不也挺好。”陆建光对新闻最后的那句话尤感深刻。

“看了以后，我就记在心里！”2007年春节，陆建光发现温州有着大批这样的寻亲故事，他决定，拍一部有关温州孤儿寻亲的电影，初定名《血缘》。

在电影筹拍的过程中，一段大规模的温州婴孩北迁旅程被陆建光慢慢揭开。

1960年前后，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在上海孤儿院最多的一天收到108个弃婴。各地儿童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福利机构已无力抚养。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之后，做出了更加有力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送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很快，内蒙古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

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到处寻找其他栖身之所。这一路北上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多年人们估算，是5万人。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陆建光掩卷思考。

在5万北上求生的弃婴中，究竟有多少是温州的？这些温州弃婴北上的目的地又是哪里？一个巨大的疑问在陆建光的脑海中形成。

这个谜直到温州老人李根程的出现才被解开。

温州市为支持导演拍摄，特地给陆建光办了一次温州孤儿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陆建光遇到了70岁的李根程。聊天中，陆建光才知道，李根程老人当年也是一名孤儿，被温州孤儿院收养后就一直留在孤儿院工作。

那场见面会上，李根程给出了一个数据，从1957年到1960年底，她护送了670个共11批婴儿到河南求生，主要是到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偃师三地。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李根程说。

2

遗失的身份档案

现在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呢？

2010年9月28日的中午，雨下得很大。温州市上吕浦社区一栋老房子的5楼，李根程家中。

老人艰难地从抽屉最底层拿出60个纸袋，袋子上写着“温州市儿童教养院婴幼儿材料袋。”这些泛黄的袋子全部用旧报纸糊成，正面写着“孤儿姓名、收容日期、离院日期”，背面则是糊着的人民日报，报纸上的新闻显示了这些袋子的制作时间：“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3年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指1959年至1961年，也称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饥荒)

“当时教养院送一批弃婴到河南，就保存一批他们的身世资料。”李根程说，到文革时，这几百份温州孤儿档案丢得只剩下60多份。

身世档案的丢失给以后孤儿寻亲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3

国家的孩子

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根程翻看着一本当年温州儿童教养院留下来的孤儿收容登记簿。

她边看边指着孤儿收容簿上的名字说，60多个弃婴里，只有几个人有真实的出生年月。“假的远比真的多”。

之后的那些岁月里，李根程总对那些千里迢迢来寻亲的人说，“你们很多人的出生日期是1号、10号、20号，这些出生日期都是假的，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都是工作人员之后给你们填的出生日期。”

老人手中的那本模糊不清的孤儿花名册上，假的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孤儿们的名字。

在政治当先的那个年代，孤儿的姓紧跟领袖的姓，意思是孤儿都是领袖的子女。1956年姓朱，1957年姓刘，1958姓周……朱是跟朱德，刘是刘少奇，周就是周恩来了。于是，就有了周柳桂、刘中华、周国庆这样的名字。

陆建光说，当年这些弃婴都被叫作“国家的孩子”、“党的儿女”，国家养育了他们。

李根程说，河南很多人没有孩子，他们第一次送孩子去洛阳时，刚走出洛阳火车站，就被人群围住了，求子心切的人们抢走了3个婴儿。

后来，军队来人了，军车一路护送李根程他们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孤儿院。

送李根程的军车一到洛阳的白马寺孤儿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养父母们就开始来接孤儿。

这一过程就像第一代电影“默片”，没有声音——温州弃婴们一个接着一个，呆呆地被养父母抱走。

4

最后一招：DNA鉴定

很多温州弃婴在和亲人相认后，都迈不过DNA鉴定的坎。

“找到了，人家只要愿意，我不介意不做DNA鉴定。”当年的弃婴杨利丽说，很多相认并且逐渐建立起来的亲情，最后因DNA鉴定结果不同，而分散。

几天来，这支从河南来温州的寻亲团中，只有邓海峡一个人在温州组织的寻亲会上找到了疑似亲人。

一次寻亲会结束后，邓海峡和刚刚相认的疑似亲人吴思千约好第二天在温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相见，做DNA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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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50年

2010年9月27日晚，河南孤儿寻亲团在温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团员们纷纷回到宾馆里休息，他们中的多数人一无所获。

他们说，找到的几率极低极低，有一个邓海峡就很不错了。

暗夜中，弃婴堵艳秋站在宾馆长长的楼道中不肯回房，她对记者说，“我有过恨，但是我现在也身为人母，能够体谅到他们的苦衷。”

50年前，堵艳秋3岁，父亲把她带到一个巷子拐角后说了一句话，“我去那儿，你在这边等一会儿。”

父亲说的“等一会儿”，女孩却整整等了50年，并且不知道结束的尽头在哪里。那天晚上，楼道中。堵艳秋哭了，她固执地将脸朝向楼道的尽头，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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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虽然没找到真正的亲人，但弃婴董春春不像其他团员那样忧伤，她在温州有一个妈妈，董春春一回温州就跑到福利院工作人员李根程老人的家里。她管李根程叫李妈妈。

董春春和老人李根程的相识是通过一封信。

1984年，一封信从河南省偃师市寄出，寄到了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拆开信笺，信是董春春写的，开头就说写给“故乡的人”。

信上说，董春春的养父母在临死前告诉她：“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并且明确说，她来自温州孤儿院。董春春知道这段身世后，十分怨恨，但随后就想找到自己的亲人。

信中，董春春说，每年洛阳赏花节的时候，她总觉得看花的人群中有自己的亲人，也许这些亲人也在寻找她。

2010年9月27日，陆建光的片子《血缘》终于在温州市鹿城文化中心首映，观众便是当年送到河南去的72个弃婴。

片子没放到一半，下面就哭成一片了。    据《都市快报》